郑元祐生平：郑元祐(元朝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顺帝至正二十四年)，遂昌航头人(今妙高镇二都街)。宋末元初随父举家徙居钱塘(今杭州市)，后来侨居吴中近四十年，晚年命名其文集为《侨吴集》。郑元祐在吴中士人中影响很大，时人和后人都把他做为吴中学人的代表，当时吴中碑碣序文之作多出其手。明弘治九年(1496年)吴中张翥说他是“吴中硕儒，致声前元”(张翥刊《侨吴集》后)，给他很高的评价。清康熙时长洲顾嗣立编《元诗选》收录了他二十几首诗，乾隆时编四库全书，收录他的《侨吴集》，他的诗文受到重视，《浙江通志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、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》均有记载。所处时代：元代。出生地：处州遂昌（今浙江丽水遂昌）。去世时间：13。主要作品：《书画舫·雪舫夜寒虹贯日》《和萨天锡留别张贞居寄倪元镇》《书画舫·稽古尚能窥草圣》《书画舫·戳鳖归来还自笑》《书画舫·醉里都忘诗格峻》等。主要成就：儒学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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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书画舫》、《书画舫·戳鳖归来还自笑》、《寄金山普衲》、《书画舫》、《书画舫·雪舫夜寒虹贯日》、《和萨天锡留别张贞居寄倪元镇》、《书画舫·稽古尚能窥草圣》、《书画舫·醉里都忘诗格峻》、《芝云堂·仙家芝草烨五色》、《芝云堂（吴兴赵子昂篆颜）》、《书画舫》。
二、元朝统一
江南成为朝廷财赋源薮，但是江南赋税繁重导致许多富民纷纷破产，苏、松尤其严重。郑元祐表达了对赋重民困的看法。后至元年（1335—1340）间，他说：“长洲旧为平望县，其以里计者未必数倍子男封邑也，其以财计未必男尽田、女尽蚕也。其秋输粮夏输丝也，粮以石至三十有万，丝以两计至八万四千有奇，余皆略之也。使钱镈尽翻其町疃，桑植尽植其垣滕，然后输公上者，可以无阙也。奈之何闲田惰农与水旱更相病，然则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！故自昔号为兼并，及今无块壤以卓锥，无片瓦以覆首者矣，其困疲之极如此。”（《侨吴集》卷11《长洲县达鲁花齐元童君遗爱碑》）他还说：“国家疆理际天地，粮穰之富，吴独赋天下十之五，而长洲县又独擅吴赋四之一。”（《侨吴集》卷9《长洲县儒学记》）他批评了国家只重视赋税征收而轻视东南水利的经济：“内附后，务田租岁入之多，而其所以忧水为民害者寝不复讲。国初尝立都水监，近又立庸田司，岁预勒首令状秋收有成数，而水旱不恤也。于是农始告病焉。”（《侨吴集》卷8《祈晴有应序》）江南赋重的结果就是江南经济的凋弊和富民的破产：“江南归职方，浙西为故宋内地，豪宗巨党以自附丽，于昔者不可谓不多也。六七十年之久，太平之泽涵煦而生植者，岂异于昔哉！然其间衰荣代谢，何有于今日人事之亏成，天运之更迭，非惟文献故家牢落殆尽，下逮民旧尝脱编户齿士籍者，稍觉衣食优裕者，并消歇而靡有孑遗。若夫继兴而突起之家，争推长于陇亩之间，彼衰而此盛，不为少矣。”（《侨吴集》卷8《鸿山杨氏族谱序》）郑元祐的诗生动形象地表达重赋之下的吴中社会经济凋弊残破景象：“中吴号沃壤，壮县推长洲。秋粮四十万，民力疲诛求。昔时兼并家，夜宴弹箜篌。今乃呻吟声，未语泪先流。委肉饿虎蹊，于今三十秋。亩田昔百金，争买奋智谋。安知征敛急，田祸死不休。膏腴不论值，低洼宁望酬。卖田复有献，惟恐不见收。日觉乡胥肥，吏台起高楼。坐令力本农，命轻波上沤。”（《侨吴集》卷1《送刘长洲》）他对江南富民的破产感触良多，说“江南乔木几家存”（《侨吴集》卷2《送范子方掌故》）。这些，既反映了元朝中后期吴中经济社会凋零残破的情况，又反映了郑元祐不满意国家过分掠夺吴中财赋的思想。
三、定溪十景
定溪十景元·郑元祐岩泉洒瀑乾坤作大匠，铸两石堂。终无斧凿痕，尚有玲珑窗。泉泻一瀑布，寒飞六月雪。水晶插天柱，东风响惊泷。龙泓祷旱龙鳞数九九，鱼鳞数六六。有鱼化为龙，行雨应列宿。村农鸣鼓祈，旱魃骇雷逐。水神和阴阳，锡我荒年谷。大楼禅庵劫外有一夫，种果结茅庐。白云护深阴，青萝挂高榆。测测石泉冷，暧暧烟谷虚。忆昔拄杖人，襟胸多踌躇。新庄仙石崔嵬砆两石，巉岩不可即。藤绕紫云气，鸟印苍苔迹。涓涓春水流，濛濛花雨掷。深山多赤松，樵牧如相识。上溪观渔扶筇出上游，桃瓣逐水流。丝竿老矶石，蓑笠伴羊裘。得鱼筌柳枝，博酒醉溪头。不羡披逆鳞，应无波涛忧。小洋歌樵老稚渡深源，松间拾坠柯。相顾惟相笑，并行还并歌。谷口遏云落，肩头担月簑。忘劳且密约，风雨莫蹉跎。郊首劝耕鹁鸠啼春雨，荷犁向东郊。少壮勤垄亩，场圃免荒抛。桑田足衣食，贡赋入包茅。闭户黄昏后，催科吏不敲。山头归牧苜蓿向春肥，三五山头牧。落梅过前川，束蒭挂茧犊。烟逐晚风飞，香觉菰炊熟。归去饱黄昏，簑衣和月宿。石鹰穿云星精雕苍犬，雄昂何巍巍。磷峋出青嶂，碐磳披锦帏。狡兔惊窟走，乌雀拍空飞。林壑敛瞑色，孤礖含夕晖。双峰联障屹立太微星，卓卓摩苍冥。芙蓉连枝出，莲花并蒂呈。叠嶂对岷峨，崇岗倚井陉。造化设奇险，东首作藩屏。
四、元十九年
（1282）实行海运，江南三省赋税秋粮都通过海运运往大都，朝廷在平江设海道万户府，每年分春运和夏运，把江南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。郑元祐身为东吴文人领袖，参加东吴文人之聚会，接触许多海运大员，耳濡目染，了解到海运粮食的漂没失陷，以及运夫在海上生命无保障，对海运中死难的运夫充满同情：“有家国天下者无不役之民，得其民而驱之以涉天下之至险，则无有甚于漕民者”（《侨吴集》卷11《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》）；“今夫海，天下之至险也，而国家岁漕东南粟，由海达直沽，自非天佑休显，渊神川后效职致命，则何以必其无虞也哉！”（《侨吴集》卷11《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》）他了解到大都的粮食供应，不满意大都仰食海运粮，说：“钦惟世皇，东征西伐，岂知东南之稻米，然既定鼎于燕，有海民朱、张氏设策通海运，用海艘趠顺不浃旬而至于京畿。其初不过若干万，兴利之臣岁增年益，今乃至若千万，于是畿甸之民开口待哺以讫于【今】”（《侨吴集》卷8《送徐元度序》）；“京畿之大，臣民之众，梯山航海，云涌雾合，辏聚辇毂之下，开口待哺以仰海运，于今六七十年矣”（《侨吴集》卷11《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》）；“京畿，天下人所聚，岂皆裹粮以给朝暮，概仰食于海运明矣”（《侨吴集》卷11《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》）。这些文字，对大都仰食海运并且使江南赋重民贫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